三、草书联绵之辨 。王羲之学张芝草书，从形势上突破章草的分割孤立，加以钩连，但一般不作多字联绵，仅二至三字一笔出之 。他用张草的使转，发展为内向的、敛蓄的今草 。王献之既学其父，也学张芝，突破王羲之联绵模式，成为更多字的贯通，为“一笔书”；由内向而转为外侈，由敛蓄而化为奔逸 。所谓“一笔书”是指“字之体势，一笔而成，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，及其连者，气候通其隔行 。惟子敬明其深诣，故行首之字，往往继前行之末”（参见《书断》） 。世称“一笔书”始自张芝，王献之则是以张芝为“杠杆”，以羲之草书为“支点”，完成一种“破体”的创造 。
四、骨势之辨 。羊欣说：“献之善隶藁，骨势不及父 。”张怀瓘《书断》中说：“惜其阳秋尚富，纵逸不羁，天骨未全，有时而琐 。”王献之主外拓、奔逸，因而在快速流转中有时未能沉着痛快，而有轻滑之嫌；而王羲之主内（扌厌）、重骨气，故字势雄强 。当然这是从高层次上的比较 。王献之何尝不重骨势？如《洛神赋十三行》，清张廷济在《清仪阁题跋》中说：“风骨凝厚，精彩动人”；“然风神骀荡，气骨雄骏，固已无美不臻” 。当然王献之中年去世，若再能锤炼多年，其骨势自能更臻胜境 。
五、媚趣之辨 。王僧虔曾说：“献之远不及父，而媚趣过之 。”羊欣也有同样的说法 。王献之书艺体势似凤舞鸾翔，以纡回钩连为流美，以纵驰放逸为快意，以墨彩飞动为神逸 。张怀瓘《书议》中说其体势“若风行雨散，润色开花，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” 。同时也指出王献之“时有败累，不顾疵瑕” 。其实王羲之书也多媚趣，因此曾有人非议，韩愈《石鼓歌》有“羲之俗书趁姿媚”之句 。张怀瓘也说他“有女郎才，无丈夫气” 。晋人书法中的媚趣与时代风尚有关，这种“媚”，是一种雄媚，而不是柔媚 。献之之媚在流动跳荡中、在险峻放逸中呈现得光彩照人，比其父更多媚趣 。
六、艺术哲思之辨 。王羲之书艺的哲学思想，主要表现为中和，在多种对立因素之中调和统一 。他在书法的形质（如肥瘦、方圆、短长、骨肉等）方面能无过无不及，在书法的神采（如奇正、气度、韵趣等）方面无乖无戾 。项穆《书法雅言》云：“逸少一出，揖让礼乐，森严有法，神彩攸焕，正奇混成也 。”与突破其父草书模式一样，王献之也是有意识地改变其父的创作思想，他将“中和”转为“失衡”，走向以“奇”、以“险”争胜的新境界 。项穆也认为“书至子敬，尚奇之门开矣” 。
七、书体之辨 。先说章草，王献之承其父法家范，从《七月二日帖》等可睹其章草风采 。此帖章草笔法古雅，然俯仰跳荡，大小错杂，也显示自由不拘的个性 。再说楷书，南朝宋虞（龠禾）《论书表》说：“献之始学父书，正体乃不相似 。”张怀瓘《书断》说，王羲之书写《乐毅论》给献之，献之“学竟，能极小真书，可谓穷微入圣，筋骨紧密，不减其父 。如大，则尤直而少态，岂可同年” 。再说行书，王羲之情深调合，会古通今，创造卓越，《兰亭序》被誉为“天下第一行书” 。王羲之是自觉地有意识地进行开拓、立法，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。而王献之在行书上虽也颇有贡献，但他的行书并未能走出乃父的规范，其凝练、器宇、才气都不及其父 。在草书上，父子各有特点，羲之特出不群，颖悟此道，除繁就省，创立了新草制度，但是在“一笔书”方面却是子胜于父 。吴德旋评论说：“大令狂草，尽变右军之法而独辟门户，纵横挥霍，不主故常 。余谓大令草书，虽极力奔放，而仍不失清远之韵 。”（见《初月楼论书随笔》）黄庭坚《山谷题跋》中又加以比较：“大令草法殊迫伯英，淳古少可恨，弥觉成就耳 。所以中间论书者以右军草入能品，而大令草入神品也 。余尝以右军父子草书比之文章，右军似左氏，大令似庄周也 。”当然也有很不公正的评价，如唐太宗崇拜王羲之而贬低王献之 。其《王羲之传论》云：“献之虽有父风，殊非新巧 。观其字势疏瘦，如隆冬之枯树；览其笔踪拘束，若严家之饿隶 。其枯树也，虽槎蘖无屈伸；其饿隶也，则羁羸而不放纵 。兼斯二者，固翰墨之病钦！”唐太宗的评论完全倾向于王羲之一边，竟至以《兰亭序》真迹殉葬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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