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怀瓘《书议》曾这样评价王献之在书艺上的创造：“子敬才高识远，行草之外，更开一门 。……子敬之法，非草非行，流便于草，开张于行，草又处其中间 。……有若风行雨散，润色开花，笔法体势之中，最为风流者也 。”可惜他四十三岁便谢世，否则他在书艺上的成就当更为可观 。虽然如此，他已将自己的天赋资质、独特的精神风貌、思想情感，一一融进他的书法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，在书艺中留下不朽的名声 。
王献之本性潇洒，超然于世俗礼法之外，“风流为一时之冠” 。《书断》曾载：晋太康中新起太极殿，谢安欲使子敬题榜，以为万世宝，而难言之，乃说韦仲将题凌云台事 。子敬知其指，乃正色曰：“仲将，魏之大臣，宁有此事？使其若此，知魏德之不长 。”谢安也就不再相逼 。有时别人向他求书，也罕能得到；即使权贵逼他，亦不为所动 。
沉酣矫变的书法艺术
王献之的遗墨保存很少，故只能从碑帖拓本中见其书艺 。《宣和书谱》曾著录献之遗作近九十件，而王羲之则有二百四十三件法书为宣和内府所藏，可见当时献之传世之作就已比其父少得多 。而且，“二王”墨迹均有真伪之争 。今人沈尹默曾谈到：“献之遗墨，比羲之更少，我所见可信的，只有《送梨帖》摹本和《鸭头丸帖》 。此外若《中秋帖》、《东山帖》，则是米（芾）临 。世传《地黄汤帖》墨迹，也是后人临仿，颇得子敬意趣，惟未遒丽，必非《大观帖》中底本 。……献之《十二月割至残帖》，见《宝晋斋》刻中，自是可信，以其笔致验之，与《大观帖》中诸刻相近 。”
“二王”父子书艺之比较
王羲之与王献之的书法艺术的比较，书学史上众说纷坛，褒贬不一，这里略作介绍 。
一、“内”与“外拓” 。“二王”在技法上的特点，书家往往以“内”与“外拓”标示 。如明何良俊《四友斋书论》云：“大令用笔‘外拓’而开扩，故散朗多姿”；“右军用笔‘内’而收敛，神彩攸焕，正奇混成也 。”今人沈尹默也说：后人用内（）、外拓来区别“二王”书迹，很有道理，大王“内”，小王“外拓” 。试观大王之书，刚健中正，流美而静；小王之书，刚用柔显，华因实增 。用形象化的说法来阐明“内、外拓”的意义，“内”是骨（骨气）胜之书，“外拓”是筋（筋力）胜之书，右军书“一拓直下”，就是“如锥画沙” 。“外拓”的形象化说法，可以用“屋漏痕”来形容，放纵意多，收敛意少（参见《二王法书管窥》） 。用“内”、“外拓”虽可说明“二王”书艺中许多不同处，但也不能涵盖一切，细察也未必十分科学 。大王能“内”也能“外拓”，当是“内”为主“外拓”为辅，小王能“外拓”也能“内”，当是“外拓”为主“内”为辅，而取向的不同是以各自的审美理想为转移的 。潘伯鹰说：“有人说羲之‘内’，献之‘外拓’ 。这最多也只说得一半 。”（《中国书法简论》）此言颇有见地 。
二、技法来源之辨 。清包世臣《艺舟双揖》中曾述自己看法并批评米芾见解：“尝论右军真行草法皆出汉分，深入中郎（指蔡邕）；大令真行草法导源秦篆，妙接丞相（指李斯） 。……米老‘右军中含、大令外拓’之说，适得其反 。”今人侯镜昶认为：包世臣以为大王笔源于隶，小王笔源于篆，此见解值得商榷 。侯氏以一语概括钟繇、王羲之、王献之三家真行书特点及渊源：钟善翻，大王善曲，小王善直；翻出于分书，曲出于篆书，直出于隶书（《论钟王真书和（兰亭序）的真伪》） 。看来王氏父子书艺有两个主要来源，远源均出于秦汉篆隶，近源则出于钟、张，然后陶冶融铸，发展成各自的体势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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