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8年11月24日，意外打听到周作人住址的钟叔河，还以三十岁后进的身份，在“求文若渴”的情绪下给周作人写过一封信，向他畅谈自己对他文章的理解和酷爱，向他索书和书法条幅，以激励自己的人生 。当时，风气正紧，钟叔河已经被开除公职，周作人当时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就在这种人生低谷和已然与文学渐行渐远的时代，一个文学青年在家里连纸和笔都没有的情况下，到小店买了材料纸、墨汁、毛笔，就着昏黄的灯光，向一个老文学家写了一封与其说是求书、求字，毋宁说是寻求心灵慰藉的信 。那个老人真的收到了这个后生的信，也诚恳地给他寄赠了书和条幅 。以后，二者有过一段时间的通信交流 。可以想像，在那个文学有些已成“毒草”、风雷已经阵阵可闻的时候，一老一少的两个文学人的心里，是多么的温暖和恐怖 。
因此，周作人的这种“布施”，给了钟叔河一生的鼓舞 。从1984年到1994年，钟叔河用了整整十年时间，克服资料收集难等诸多困难，多方求援，上下求索，编辑了一套洋洋十卷本的《周作人文类编》，这对于曾经对中国新文学作出巨大贡献的周作人来说，堪称最好的致谢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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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周作人传》与《周作人正传》
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著称的北大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钱理群先生，近年写就的单周作人的传记就有两本，一本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周作人传》，一本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周作人正传》 。而且，两本周作人传记厚薄不一、字数不等、编目不同，至于内容，也有详略之别，真是煞费苦心，同时，也因此能让人感觉到钱理群对周作人的痴迷 。
可见，无论为文为人，周作人都是让人着迷的 。
反过来说，也可见周作人文章之好，在新文学史上和后进心目中的地位之高 。郑振铎评价周氏兄弟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时说：
“我们应该说，鲁迅先生和他（周作人）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，没有了他们，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 。”这就如同说，鲁迅和周作人兄弟，如同新文学史上的“双子星座”，没有了谁都会是一种巨大的损失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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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先生
在“七七事变”以前，许多有识之士对日本的侵略野心便有所觉察，当时在北平的一些文学界朋友，在与周作人交谈的时候，也说过这种担忧，郑振铎就曾专门和周作人做过一次长谈，郑振铎劝周作人必要的时候，应该离开北平 。但周作人没有正面回应，顾左右而言他 。
“七七事变”以后，日本真的侵入了中国，当时早已南迁的诸多好友还惦念周作人，一些人劝他南下，离开北平这是非之地，免得不得已助纣为虐，但周作人却说，如果南下，他担心鲁迅的“党徒”会对他不利——这当然是昭然若揭的托辞 。于是，周作人最终“附逆”了 。
故郑振铎又在文章中十分悲痛地感叹道：
“周作人的失去（指附逆），我们实在觉得十分的惋惜，十分的痛心！没有比这个损失更大了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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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作人与日本妻子羽太信子
周作人是一个对政治极不敏感的人，一心只想做一个品茶著文的方外文士，世外先生，他也不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心的人，对家对国都有这种倾向，无声地退缩着，半生逃避似乎只为找一张安静书桌，加上对日本文化的青睐和钟情，对日人的企图没那么清醒的意识和必要的警惕，再加上他在日本人中间有一些朋友，妻子更是日本女人羽太信子，可能心里还存一分侥幸：即便日本入侵中国了，于他也不会有直接的冲撞和打击（当然这只是揣测），不想终于掉进了“附逆”的粪坑，一生洗刷不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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